孔子（前551－前479），名丘，字仲尼。先祖为殷商后裔，宋国（今河南商丘）贵族。其父名叔梁纥，有一子孟皮而病足，乃求婚于颜氏。颜氏女征在从父命为婚，即为孔子母，叔梁纥老而征在少，故时人谓之“野合”。颜征在祷于尼丘而得孔子，孔子出生后头顶中间低、四边高，故名丘，字仲尼。孔子3岁时丧父，之后和他母亲过着清贫困苦的日子。他小时候经常陈列俎豆等礼器，演习礼仪，以此为乐。孔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。孔子所谓的“学”与当时人们学习如何进身谋生不同，乃是已注意探求六艺中所蕴含的道义，求为一君子儒。孔子曰：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他做过“委吏”（仓库管理员），计量公平允当；也做过“乘田”（主管牲畜），能尽职尽责，使牛羊茁壮。他年轻时就以知礼而出名。孔子19岁娶妻，一年后得子孔鲤。27岁时郯国国君来鲁国，孔子向其问学。孔子曾经说：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孔子曾自述“三十而立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。这时他自知已学有所成，能够不随世俯仰，独立不倚，不随外在的艰难困苦或富贵福泽而改变自己的心志。孔子约在30岁后开始授徒设教，向一般士君子传授关于“六艺”学问，这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教育家，后世尊之为“至圣先师”、“万世师表”。孔子曾经说：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束脩乃一束干肉，是童子见师之礼，为礼中最薄的，可见孔子教育门槛之低。孔子35岁时，鲁大夫孟僖子临终前令自己的两个儿子跟随孔子学礼。是年，“三桓”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共攻鲁昭公，昭公奔齐，鲁国大乱。鲁国大政自宣公起便由“三桓”把持，甚至大权沦落到他们家臣手中，鲁国公室暗弱，孔子也去了齐国。孔子在齐国闻虞舜的韶乐并学之3月，其专心投入以至于忽视了吃肉的美味。在齐国时，齐景公向孔子请教为政，孔子对曰：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当时景公失政，大夫陈氏当国，故孔子告之以“正名”之道，做好与自己职分相当的事，国家才能安定有序。但齐景公并不用孔子，孔子只好返回鲁国。
到40岁时，孔子对道有了很深的了悟。他曾经自述“四十而不惑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，就是说对于道不复有所疑惑，见道愈明，守道愈笃。孔子自齐归至51岁出仕之间，一心授徒，此即孔子前期教育生涯。所收弟子，著名的有颜无繇、仲由、曾点、冉伯牛、闵损、冉求、仲弓、宰我、颜回、高柴、公西赤等。师徒之间问学切磋，其乐融融。约在孔子47岁的时候，实际掌握着鲁国权力的季孙氏家臣阳虎想拉拢孔子，借孔子声望来巩固其地位，多次想见孔子，却都被孔子婉拒了。阳虎便趁孔子不在家时，将一个蒸熟的小猪送去。依礼，孔子要亲自到阳虎家道谢。孔子也趁阳虎不在的时候去，可是恰巧在路上遇到阳虎了。阳虎便要求孔子出仕，孔子虽然答应了，但并没有急着去做官。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扰在费邑叛乱，欲邀请孔子前往。孔子乍闻，心动欲往，而子路不高兴，意为何必给一叛逆家臣为臣，但孔子并不在此等事上计较，他说：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孔子自有其理想与抱负，并不计较为谁所用，但最终也还是没有前往。孔子欲往，见其仁；终不往，见其智。
孔子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。人当以行道为职，此属天命。但道有不行之时，此亦是天命。知此即知天命。鲁定公九年（前501），孔子51岁，阳虎奔齐，定公授孔子中都宰之职。这是孔子第二次正式出仕。一年后，孔子又升任小司空（助理工程营造），不久升任大司寇（主管司法）。定公十年（前500），齐景公与鲁定公在夹谷会盟。孔子以上卿身份任鲁君相礼（司仪）。当时齐强鲁弱，齐国欲压服鲁国。齐欲暗中使人劫持鲁君，幸有孔子以大义正道之言折服齐人。到缔盟的时候，齐人突然在盟约中加了一条，说齐国出征时，如果鲁国不出兵随从则是破坏此盟，即要鲁国成为自己的附庸。当此时，若拒之则盟不成；若屈从则吃亏太大，实是两难。孔子随机应变，谓齐国若不归还侵占鲁国的汶阳之田，则也是背弃盟约。最后齐国不得不把侵占的这些田地归还鲁国。孔子在夹谷之会中，随机应变，折冲樽俎，拿当时很受重视的礼做武器，进行斗争，以弱胜强，保全了鲁国尊严，充分显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、外交家的才能和胆略。此事之后，孔子威望大大提高，更博得了鲁定公和鲁国实际执政者季桓子的信任，使孔子得以“与闻国政”。于是孔子便开始实施其重要的政治主张——正名，让君臣名实各得其正，于鲁国而言则是强公室、抑三桓、贬家臣，其具体措施便是“堕（隳）三都”。三都指费邑、邱邑和成邑，是三桓割据的三个城堡，城高池深，驻有私军。但三桓又都不住在三都，所以三都实际上被他们的家臣控制住了，家臣便能据此干预国政。孔子利用季孙氏对与阳货勾结的费邑宰公山弗扰、叔孙氏对侯犯以邱叛的强烈不满，相机建议将三都的堡垒拆毁（堕三都），得到三桓同意。首先堕郈邑很顺利。再堕费邑时却遇到费宰公山不狃的抵抗，幸赖孔子指挥军队反击，取得胜利，也堕了费邑。但到堕最后成邑时，却由于种种原因功亏一篑，没有成功，导致整个“堕三都”计划失败。这对孔子是一个巨大的打击，其政治理想在鲁国已经无法施行。而且此后孔子与季孙氏的关系也趋于破裂。正好齐国又由于担心鲁国重用孔子而强大，给鲁国执政者送来美女骏马。季桓子接受了，并且三日不听政。孔子此时仍对季桓子抱有希望。可随后的国家祭祀并没有依礼给孔子送来祭肉，孔子至此已无可留念，离开祖国，外出周游。孔子至此出仕4年。
鲁定公十三年（前497）春，孔子55岁，开始携弟子周游列国。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是为了求仕以推行自己的“德政”主张，变“天下无道”为“天下有道”。鲁卫接壤，而且卫多君子，故孔子第一站来到卫国。卫国国君灵公很敬重孔子，给予其在鲁国同等的待遇，但并不重用孔子。又不久就有人诬陷孔子，所以孔子住了10个月后就离开卫国。孔子路过卫的边境小城仪，仪地长官会见了孔子，对孔子弟子说：“你们不必担心夫子失位啊，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，上天将以夫子为木铎，使之周流四方，以行教化。”（参见《论语·八佾》）孔子路过匡地，由于阳虎曾经欺压过匡人，而孔子长得和阳虎很像，于是匡人将孔子当成阳虎拘留起来了。弟子很害怕，而孔子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这是说，“文王死后，神州文化难道不在我这里吗？若上天欲丧此道，则不会让我这后死者了解道；若上天不欲丧此道，则匡人又能拿我如何呢？”这是孔子对天命的信仰、对弘道的责任、对文化神州一肩担的自信。孔子不久又回到卫国，住在卫国贤大夫蘧伯玉的家里。灵公夫人南子有淫行，爱干预朝政，欲见孔子增加声望，孔子不得已而见之。南子在帷帐里，孔子在外稽首，南子在内答拜。子路不悦，以为孔子想通过拜见这种弄权之人而获得官职，孔子不得不发誓证明清白。可见，有时连自己心爱的弟子都不能理解自己。孔子越来越觉得卫君不足与谋，至其问军旅之事后，孔子决定再次离开卫国，时年约在鲁哀公二年（前493）。
鲁哀公三年（前494），孔子经过曹国前往宋国。在宋国境内，孔子与弟子在大树下演习礼仪。宋司马桓魋恐吓欲杀孔子，砍掉大树。孔子说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孔子于是前往陈国。孔子在陈国住了3年，也未能得到陈君重用。
鲁哀公六年（前489），孔子离开陈国。路上好些天没有粮食吃，弟子有不少生病了，都很哀伤沮丧，孔子却仍然很镇定，劝慰弟子，并继续讲学弹琴。最后到了负函（今河南信阳），该地长官是楚国贤臣叶公。叶公向孔子请教政事，孔子曰：“近者悦，远者来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也就是使近处的人民悦服，使远方的人愿意来此生活。叶公告诉孔子，当地有个正直的人，那人的父亲把邻居走丢的羊留下了，他向官府证明了这件事。而孔子则回答，他们那里正直的人不是这样的，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。叶公的说法乍看好像比孔子的更合理、更正义，其实不然。父子关系是天然的，父爱子，子孝父，天理如此，顺此而行则是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，也就是真正的正直；若有意去伤害，以大义相责备，则父子离心，家庭失睦，不祥莫大于此。在儒家看来，“门内之治恩掩义”，家事当以亲情为原则，兼顾正义，所以其父攘羊，其子应该“几谏”（以合适的方式不断地对父劝谏）。叶公向子路打听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子路不知如何应对。孔子告诉子路可以这样描述自己：“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”，是极平常、极真实、极亲切之语。是年孔子63岁，而仅曰“老之将至”，又曰“不知老之将至”，则孔子当时大概可以说实无丝毫衰朽老意人其心中。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”，实已道出了孔子毕生志学好学，皇皇汲汲，志道乐道，砣砣孳孳，一番诚挚追求永无懈怠的心情。其生命，其年岁，其人，即全在其志学好学、志道乐道之无尽向往、无尽追求中。其所愤、所乐，亦全在此，除此以外则全可忘。人不可一日不食，在孔子心中，亦何尝一日忘忧。然所忧即在此学此道，即在此愤此乐之中。故孔子毕生，好像始终是一忘食忘忧之人，其实则只是一志学志道、好学乐道之人而已。
蔡地大概是孔子南下最远的地方，不久孔子即返回陈国。在陈国时，孔子曰：“归与！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孔子慨叹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家乡的年轻人有进取大志，材质好但学养不足，还待我裁剪造就。孔子有志用世，然一路走来，道终不能行，乃欲一意在教育事业上造就人才，以备继我而起，见用于后世。于是他又返回卫国。卫国仍不能用孔子为政。
鲁哀公十一年（前484），鲁执政者季康子迎孔子归鲁。孔子时年68岁。自鲁定公十三年到鲁哀公十一年（前497－前484），孔子离开祖国，在外到处奔走流浪14年，希望能实现自己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，结果却是到处碰壁，“累累若丧家之犬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至于遭人嘲笑、断粮、遇险，更是常见。在这14年间，孔子一行遇到不少避世而居的隐士，他们对现实政治完全失望，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”（《论语·微子》），并以此嘲笑孔子的汲汲求用。然孔子并非不知道这些，“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”（《论语·微子》），但在孔子看来，“鸟兽不可与同群”（《论语·微子》），每个人正是在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中，而不是在与鸟兽的关系中确认自身的存在与价值。“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”（《论语·微子》），纵然由于种种客观限制，道不能行，但君子仍当行道，此即君子之义。君子知道、明道，是君子的天职；若使君子不仕，则道永无可行之可能。这也是孔子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精神，饱含深沉而真挚的人类情怀！
孔子回到鲁国，已是68岁。自此直到他73岁去世，他的人生境界从“六十而耳顺”上升到“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”。所谓“耳顺”，是说对外界的各种事情都能明白贯通，不会感到违逆；所谓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是说任自己心中所想而行事，却能处处符合礼义，这也是真正的自由境界。回国后，鲁国尊孔子为国老，国家大政也会向孔子咨询，但只是虚与委蛇而已。在这5年中，孔子主要还是从事教育和整理文献的工作。孔子的夫人、儿子还有他的两个弟子颜回、子路都先他而亡。鲁哀公十四年（前481），颜回早逝，年仅41岁，是年孔子71岁。他哀叹道：“噫！天丧予！天丧予！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子路在第二年死于卫国内乱，孔子哀叹：“噫！天祝予！”（《春秋公羊传·哀公十四年》）颜回和子路都是孔子非常喜欢的弟子，好学深思，同自己患难与共，却在自己之前死去，孔子内心的沉痛真是无法想象。不久以后，孔子就病了。一天早晨，孔子拿拐杖站在门前，意态逍遥，很有感慨而又自信地吟唱道：“高高的泰山啊，快要崩颓了吧！挺直的梁柱啊，快要折断了吧！炯炯的哲人啊，快要枯亡了吧！”歌罢入门，他当户而坐，悠然长叹道：“我大概快死了吧！”自此卧床不起。七天后，即鲁哀公十六年（前479）夏历二月十一日（4月11日），孔子去世，享年73岁。
孔子去世后，葬在曲阜城北约一里路的泗水旁边。许多弟子都服心丧三年，又相对哭泣尽哀，才相别而去。独有子贡一人又留下来，在墓旁筑了茅舍继续守丧三年，才离开老师的坟墓。有些弟子和鲁国人因为追念孔子而把家搬到墓旁，于是人们就把这里叫作“孔里”。后来又把孔子的住房、讲堂以及弟子宿舍改为孔庙，用以纪念孔子并收藏孔子衣、冠、琴、车等生前用物。儒生世代在那里演习礼仪，至汉初犹存。孔子一生碰壁，无权无势，仅凭自己的学问、道德和人格赢得众多弟子和世人对他的深情爱戴。
